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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考研3次,读博7年”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:既然不是天才,那就做好“笨人”

2019/8/14 8:31:33

“考研3次,读博7年”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:既然不是天才,那就做好“笨人”


    2016年9月获未来科学大奖“物质科学奖”,2017年1月被评为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“科技创新人物”,2017年5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……公众视线中的薛其坤,是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,也是“明星校长”。

 
    从1999年入选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回国起,薛其坤一直率领团队在量子物理研究领域中潜心探索。2012年,他带领的团队发现“量子反常霍尔效应”,引起轰动。


    然而,难以想象,在薛其坤闪耀的科研成果背后,却是“考研考了3次,读博读了7年”的坎坷经历。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中科院院士,薛其坤的经历与心得引人深思。



“对科学朴素的向往,让我走到现在”    


    周日的早晨,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了薛其坤位于清华物理系4楼的办公室。这间屋子不大,书橱里、书桌上、沙发旁堆放着一摞摞的书籍和资料,书与书的间隙之间,是薛其坤这些年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参会证和捧回来的奖状、奖杯。


    在外界看来“拿奖拿到手软”的薛其坤向记者“坦白”,除了“考研考了3次,读博读了7年”外,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还遭遇过许多大大小小的“坎儿”。


    “但是,对科学朴素的向往,让我走到了现在。”薛其坤抿了口咖啡,缓缓道出。
    
    
    上观新闻:您小时候想象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吗?


    薛其坤:完全没有。我出生在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,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。读小学、中学时,农村条件还相对落后,大人们都在为生计而努力,我每天看到的就是父母起早贪黑干农活的背影。学校里也和现在很不一样,同学们都是跟着学校的安排念书,没人想着要加课补课,我哪会有什么长大以后成为物理学家的想法?


    人生中第一次对未来有些概念是在初中后期,当时,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里。我记得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了一句:“同学们,高考恢复了,好好学习就有希望考上大学,接受高等教育。”听完之后,同学们都很兴奋,我也感觉要抓住这个机会,这才定下理想———走出大山,读大学。


   上观新闻:1980年,您考入了山东大学光学系,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?后来又为何想到继续读研?


    薛其坤: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,去济南是很自然的选择。但专业的选择,我只记得那时候物理成绩考得好,老师给我推荐了几个系,我就照着填,其中就包括光学系。被哪个系录取,其实对我们来说差别都不大。当时由于信息的匮乏,各个专业是学什么的、学成后将来做什么工作,我们一无所知。


    回想起来,当时想要考研的想法很单纯。读大二的时候,有一天我看到学校的报栏上贴着一些招生宣传资料,一看就挪不动步子了,心里觉着“研究生”这个词很神圣。我想,如果当了研究生也许就能做研究人员、做科学家,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。


    于是,怀着对科学朴素的向往,我开始在平日的学习之外,抽时间准备考研。用现在的话说,这就是我的“初心”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但您的考研路并非一帆风顺,头两回都遭遇了失败,第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。一般的人遇到这种压力,可能会气馁甚至退缩,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


    薛其坤: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,但我自己从小在相对贫穷落后的环境下长大,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人的意志,所以我的性格其实是相当乐观坚强的。


    头两回考的分数不好,我也有过不愉快,可是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几分钟。很快我就会想,自己是不是准备不够充分,对题目的风格是不是不太适应,如果是这样,那就好好准备再努力一把呗。我也会自我鼓励,肯定一下自己之前达成的目标,然后投入新的目标。


    不管从事哪一行,其实都应该学会正视眼前遇到的困难,不要被情绪所左右,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是否可以说,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朴素向往和乐观坚强的性格,支撑您从济南走到北京,从日本走到美国,一直走到了今天?


    薛其坤:对。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不去想太多遥远的未来,而是专心做好眼前的事。内心始终相信,有了向往,足够努力、坚强,路就能一直走下去。而且,随着国家日益强大、开放,个体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,能追逐之前所难以实现的梦想。我的求学之路这样丰富,也离不开这一点。

 

“7-11院士”是如何炼成的


    薛其坤有个外号,叫“7-11院士”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,早上7点进实验室,一直干到晚上11点离开,这样的作息,薛其坤坚持了20年。


    “7-11”的养成源自薛其坤读博期间在日本学习时接受的“魔鬼训练”。1992年,到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报到的第一天,薛其坤就拿到了一份实验室内部规则,除了一些注意事项,上面还明确规定了作息时间:早7点,晚11点,全员遵守,不得违反。薛其坤回忆,要是有人早离开,导师的脸色就会很难看。


    谈及当年艰难的适应过程,薛其坤至今“心有戚戚焉”。但他也说:“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,关乎身体,更关乎心灵。”
    

1996年,薛其坤在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。

    上观新闻:您把当年的经历称为“脱胎换骨”的改变,具体怎么个变法?


    薛其坤:彻头彻尾的改变,从“自由散漫”的生活作息,变成像时钟一样准确的作息。


    从小我就不算学习特别刻苦,在同学之中还属于贪玩的。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,我每天会按时上好每一节课,按时完成作业。空余时间就用来休闲娱乐,比如花2小时踢踢球、做运动,或是约着同学一起下棋、看录像。但到了日本,生活在强大的外压下变得极其简单,每天都是实验室和宿舍“两点一线”,我整个人的身心一下子都扑到了科研上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去之前,您对那里的科研生活的艰苦有心理准备吗?


    薛其坤:出发之前,我大致知道日本实验室的规矩很严,但从没有想过会如此严苛,对“7-11”更是毫无心理准备。


    我原本想着,去日本学习可以接触一些国内没有的先进科学设备,还可以四处转转,增长见识。没想到,是我“想太多”。到那儿的第一年,别说是其他城市,就连东北大学所在的仙台市是什么样,我都了解不多。


    那段封闭的日子里,我经历了语言不通、技术不熟、睡眠不足的“磨难”,每日为了能生存下去而挣扎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但后来,这套需要执行者极度自律的作息,您坚持了整整20年。当您成为教师之后,有这样严格要求学生吗?


    薛其坤:我没有规定他们必须要完全遵守“7-11”的作息,但是对他们在学术规范、学术态度上的训练,是丝毫不含糊的。如果有学生犯了错,我会严肃批评教育,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分析清楚,让他发自内心地理解。比如说,学生论文中多出来的空格、错用的标点符号我都会一一指出,手把手地给他分析如何改正。有人说这样很浪费时间,但我不认同,对学生的教育没有“浪费”之说,日后在他们身上自然会看到成果。


    我现在的坚持,和导师当年对我的影响有关。在樱井利夫老师之前,我在中科院的导师陆华也用他的以身作则,深刻地教育了我。遇到陆老师之前,我和其他同学在实验室里关注的,只是如何在科研上尽快做出成果来。而对于成果之外的,比如实验步骤的规范和实验室的整洁之类的细节关注甚少。但跟陆老师久了,看着他做每件事都井井有条、整齐规范,耳濡目染中我也就改变了。


    我自己成为老师之后,把当年导师们对我的正面影响传递给了学生们。虽然他们在刚开始时“颇有微词”,但我发现,他们毕业做了老师、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之后,又把这套传统传承了下去。

 


    薛其坤给学生讲课。

   上观新闻:已故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曾经说过,“数学是笨人学的”。这让很多人大为不解———脑袋瓜聪明才能研究数学,笨人怎么学数学呢?只有天分高的聪明人才能从事科研、搞好科研。您怎么看?


    薛其坤:自古以来,人们就对“神童”、“天才”津津乐道,追捧不停。的确,“神童”和“天才”很优秀,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才能去研究数学、搞科研。我想,吴老所说的“数学是笨人学的”,指的是在天赋之外,后天的努力和坚持更加重要。科研同样如此。大家不要认为科学就一定是高深的,再高深的学问,也是在找到方向之后,一步一脚印,慢慢从基础向高深推进的。


    既然不是“天才”,那就做个“笨人”吧。做好一个“笨人”,才是不容易的。

 

    真正做学术的人不会抄袭

 

    薛其坤办公室一隅,放着一个地球仪。工作之余,他喜欢转动地球仪,观察不同的地区,用山东话来说,思考些“科学家‘好问’的事儿”。比如,世界上最窄的运河在哪,它为何会建造于此等等。


    对薛其坤来说,靠观察地球仪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环境的喜爱,着实是不得已。


    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后,薛其坤越来越忙,分管学校科研工作的他,总有开不完的会。但即便愈发忙碌,即便有人不太理解,他心里仍然觉得,自己的这个“大胆转型”是值得的。


    

 

    上观新闻:您从2013年起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,同时继续领导着自己的科研团队。有一种声音认为,行政工作会对科研工作产生影响,您怎么看?


    薛其坤:这种担心可以理解。这份责任重大而繁忙的行政工作确实对我本身的科研有所影响,但从事管理工作的这次转型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
   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,中国的科学研究处在黄金时代,而这样的时代恰恰需要更多的人才去绘制更多天马行空的“中国梦”、“科学梦”。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多年经验和体会,在管理岗位上促进学校整体科研工作的一点提升。目前来说,这比我自己的科研成就获得提升更为重要。


    其实,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我的团队里,一批成熟、肯干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了起来,现在的分工很明确:他们负责在一线把实验做好,而我更多地把握一些宏观的方向。在我看来,这样的配合和平衡是比较合适的,也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学术带头人。


   上观新闻:凡是有关高校的问题,社会关注度总是很高。有人说,高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一面镜子,反映了社会的问题。比方说,过度行政化问题。有人呼吁要“教授治校”,并且诟病“外行管内行”。您对此有何见解?


    薛其坤:我觉得,绝对不能把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简单归纳为“外行管内行”。事实上,“内行管内行”也不完全等同于“教授治校”。


    “治校”是管理工作,涉及组织、协调方面的能力,是一种“专业”。教授之所以为教授,是因为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,所以“治学”是没问题的。但是,行政管理与治学所属范畴不同,有学问的教授不一定能够干得好管理工作。


    因此,我认为没有必要盲目推崇“教授治校”,而是要充分发挥高校内不同岗位上不同的人的力量,相互合作,方能有所裨益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前一阵,沸沸扬扬的学术论文抄袭事件又引发了热烈的讨论。对于维护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,您有何建议?


    薛其坤:真正做学术的人是不会抄袭的,因为学术的基础是实事求是。出现论文抄袭事件,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完善。


    我是中国科协道德委员会的一员,曾参与讨论100多篇医学论文抄袭、代写的处理问题。了解了情况之后,我感觉这与我国目前的医疗现实有关系。


    一方面,医生要追求职业发展,要晋升就要有论文;一方面,在我国医疗资源还无法完全满足人民需求的当下,医生往往都是超负荷在工作。连看病都忙不过来,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潜心研究、发表论文。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。实际上,医生做学术研究,加深对医学问题的了解,对临床水平的提升是有好处的。我也相信,如果能够有宽裕的时间,我们的医生也一定会去做学术的。


    所以我提出,这个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。我不认为应该一棍子把现有的评价体系“打死”,因为发展的速度快了,难免遇到这样那样先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。关键在于,我们现在能够重视这个问题,组织力量去研究出一个更科学的评价标准,尽快地把不完善的地方补上、做好。

 

薛其坤在实验室指导学生检查大型科学仪器。

 

    这个时代不缺明星,缺的是自信


    2017年1月15日晚上,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宴会厅隆重举行。钢琴家李云迪、小提琴家吕思清的演奏为颁奖典礼开场;两位诺贝尔奖得主、几十位国内外科学家,包括马化腾、李彦宏、丁磊、徐小平在内的十多位中国企业家盛装出席。


    最后在红毯上亮相,引来全场阵阵掌声的,是首届大奖得主薛其坤和卢煜明。


    让科学家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“明星”,是未来科学大奖想要做的一件事。但在薛其坤看来,科学家当明星是一回事,让公众尊重科学、热爱科学是另一回事。

    


   上观新闻:在传统的观念中,人们对科学家的印象似乎就停留在戴厚底眼镜、邋邋遢遢的“书呆子”形象上。而您领取未来科学大奖的时候,穿着西服、打着领结走了红毯,俨然明星风范。您认为,随着时代的变迁,社会对科学家的认知有所改变吗?您是如何看待让科学家成为“明星”的想法的?


    薛其坤:社会发展到今天,科学家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肯定是从当年的“呆板”走向了现在的多元。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希望和所有人一样追求美好的生活,不要为了科学“忘我”到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。


    我认为未来科学大奖提出要让科学家成为年轻人心中的“明星”,代表了一个好的方向。重点不在于给多少奖励,而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带动起崇尚科学、尊重科学家的社会氛围。


    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,科学家作为科技强国梦的实践者、引领者,理应得到重视。但是,这种“明星”不等同于娱乐明星,不需要太高的媒体曝光率。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应集中在精神品质和科研成就上,不能“跑偏”了。


    具体而言,科学家可以通过从事更多的科普工作,在与公众的交流过程中普及科学知识,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和权威。推而广之,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走入更多人的视野,传扬“工匠精神”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如果让您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,讲述科学的魅力,您会怎么描绘?


    薛其坤:我会把科学的魅力比喻成人的好奇心的满足。这种好奇心被满足的魅力不仅吸引孩子,也吸引成年人。


    探索科学的过程就好比是打游戏,每破解一关的难题,解锁出新的一关,就会满足好奇心、获得成就感。尽管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,但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科学家经常享受到的快乐,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其中。


    上观新闻:科学家应该享受到科研带来的幸福。但不知您是否有所感觉,近年来国内似乎弥漫着一种“诺奖焦虑症”,即便在屠呦呦获得诺奖后也没有得到根本缓解。


    薛其坤:关于“诺奖焦虑”,我感觉很多时候是炒作得太厉害了,还是要理性去看待。大家不能认为拿到某个科学奖项就一劳永逸,它仅是对科学家的一种激励,国家的科学实力真正强大起来、科研不断突破,才是更重要的。


   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“明星”也不缺“偶像”,缺的是自信。这种自信不是盲目自大,而是文化的自信、科学的自信,是敢于冲破单一评价标准,追求自己梦想的自信。我想,我们的科学家应该志存高远、眼界开阔,不要眼睛光盯着奖项,而要把做出最好的科学研究作为奋斗目标,自信前行。

 

    薛其坤
    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,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,中国科学院院士,清华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。

 


    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  图片编辑:邵竞